08/10 兩本非洲內戰的書

整體而言
我並不喜歡看這類的書
因為我真的認為………..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說了………對啦 自己也許會舒服一點
不過………也只有這個功能而已
(我太悲觀了嗎?????)

尤其第二本
“寬恕”…………我覺得這個詞根本就是基督教牧師來斂財的!!!
(對 個人對基督教徒有莫名的歧視)
我一直不太想看這本書……….因為先入為主認為作者是基督教徒
結果 後來 幸好! 她是天主教徒
(是啦 ~~ 根據一本還沒看完有關古蘭經的書說
伊斯蘭教 天主教 和基督教 都是出自同一源頭 ”亞伯拉罕
……….這是蝦米 我也搞不清楚 ”
)




一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97930
長路漫漫 ： 非洲童兵回憶錄
A Long Way Gone : Memoir of a Boy Soldier
作者：Ishmael Beah
久周出版 2008年05月01日


內容簡介
　　出發去馬特魯仲那天早上，我們在背包裡裝滿了之前練習的歌詞筆記……因為我們本來打算隔天就回家，所以沒有跟家人道別，也沒告訴任何人我們要去哪裡。我們不知道的是，這次一離家，就再也回不去了……
　　現在的戰爭是這麼打的：用兒童來打，用受了心理創傷、吸毒恍神、揮舞著ＡＫ－４７步槍的兒童。他們已經成為擔任士兵的上上之選。據估計，世界上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流血衝突有超過五十場，參與其中的童兵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由一個童兵的眼中看來，戰爭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是如何變得殺人不眨眼？又是怎麼停下來的？曾經有記者寫過童兵的簡介，也有小說家拼命努力去想像他們的生活，不過，要找到在這般地獄中走過一回而又存活下來的人所描述的第一手資料，那真是鳳毛麟角。
　　現年二十六歲的伊實美?畢亞在《長路漫漫：童兵回憶錄》當中講的故事相當具震撼力，令人讀之不忍釋手：十二歲時，他逃離了叛軍的攻擊，在受到暴力蹂躪而面目全非的土地上四處流浪。到了十三歲，他被政府軍帶著走；內心善良溫和的畢雅發現自己做得出十分可怕的行為。十六歲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幫他脫離戰鬥生涯，在中途之家的工作人員幫助下，他學會了原諒自己、重拾人性，最後終於復元。這是一個非比尋常、引人入勝的故事，文筆氣勢磅礡，誠實得令人心疼。

作者簡介
　　一九八○年生於獅子山，一九九八年他搬到美國，在紐約的聯合國國際學校（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chool）完成高中最後兩年的學業，二○○四年畢業於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他是人權觀察組織兒童人權分部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並曾在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研究實驗室的防患中心、以及許多討論戰爭中兒童的非官方組織會議當中發表演說。他也多次到聯合國演講，作品則曾刊登在《夜行》（Vespertine Press）和《文誌》（LIT）週刊上。





二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66555

寬恕，我唯一能做的─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告白
Left To Tell：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
作者：Immaculee Ilibagiza ， Steve Erwin
張老師文化 2007年05月02日
ISBN：9789576936906

內容簡介
西元一九九四年，盧安達(Rwanda)總統Habyarimana的座機被不明的飛彈?落。胡圖族(Hutu)的極端分子迅速掌握政權並且宣布圖西族(Tutsis)是刺殺總統的元兇。於是境內掀起腥風血雨，執政的胡圖族展開滅族大屠殺計畫，號召全國胡圖人對圖西族進行追殺獵捕，三個月下來，總共屠殺了約一百萬人，導致屍橫遍野，國家停擺。
　　本書作者是圖西族，大屠殺當時二十二歲，幸得一位胡圖族牧師收留藏匿，與其他七名圖西族婦女躲藏在狹小的衛浴間而逃過一劫。在親友慘死的血海深仇、靈魂吶喊著以怨報怨的憤怒下，作者卻單單倚靠堅定信仰，度過漫長驚恐的九十一天。
　　本書是十年前盧安達滅族行動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身為天主教徒的作者經歷信仰幻滅至重生信心、寬恕的心路歷程，全書故事令人動容，讀者有如親身經歷那血光淋漓的地獄幻境，讓這位劫後餘生，娓娓訴說著人性中不可承受之惡，她選擇放下仇恨，邁向新生，但上天終會降下更多希望之光。

推薦序文
不再讓仇恨生根 文 / 嚴震生（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位於東非地區的盧安達(Rwanda)曾經是德國的殖民地，和南鄰的蒲隆地(Burundi)合稱Ruanda-Urundi，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國際聯盟將其交由比利時託管。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期間，它採取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或divide and conquer)的政策，故意優厚圖西(Tutsi)族群，貶抑胡圖(Hutu)族群。
　　比利時殖民者認定身材較為高瘦、鼻樑英挺、人口僅占百分之十五的圖西族具有貴族氣質，是協助其統治身材較為短胖、圓臉扁鼻、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族之工具，因此不但讓前者在教育方面有優先的機會，更將許多政府的職位分派給他們，造成圖西族的種族優越感和胡圖族的不滿。此外，比利時殖民政府還印製族群卡，做為分辨圖西和胡圖族的識別證，來區隔在外形上逐漸趨近的盧安達人，重新喚起原本因通婚雜居而逐漸淡化的族群意識。
　　由於國際組織的冷漠及強權的區域政治考量，使得激進胡圖族得以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進行種族滅絕的肆殺暴行。這個慘絕人寰的悲劇最終還是獲得媒體及國際社會的重視，透過了深度報導記者的不斷挖掘及採訪，真相逐漸浮現。
　　在一九九八年《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作家古瑞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我們要告知你，我們和我們的家庭即將被殺：盧安達的故事》(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問世後，盧安達悲劇中不同角色的經驗，在暢銷書和電影中有了較為完整的呈現。二○○四年的《跟魔鬼握手：人道主義在盧旺達失敗》(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是聯合國指揮官達拉萊爾(Romeo A. Dallaire)自我省思的傳記、二○○五年好萊塢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是另個非洲辛德勒的故事；同年的《砍刀季節：盧安達劊子手的全盤托出》(Machete Season: The Killers in Rwanda Speak)是來自加害者的告白；二○○六年伊瑪奇蕾(Immacul?e Ilibagiza)的《寬恕，我唯一能做的》(Left to Tell)則是受害者介紹其倖存的經歷。它們的發行，不但讓我們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了解盧安達悲劇的層面，也看到在亂世中人性的脆弱及人際關係間的黑暗與光明。
　　好萊塢明星唐其鐸(Don Cheadle)主演「盧安達飯店」，將一位道德並非高尚、但懂得運用手腕經營個人關係的胡圖人飯店經理保羅，原先僅希望在險惡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的家庭成員，但卻在目睹同胞喪心病狂、失去理智地進行種族屠殺時，挺身而出，以其機智與劊子手周旋，並利用其職位掩護了上千圖西人同胞免於受害。保羅並不是什麼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但卻在混亂失序的時刻，展現了人與人間基本上對生命的關懷。
　　伊瑪奇蕾這位聰慧的圖西女子，原來有著溫暖幸福的家庭，父母親都是教育工作者，兩位哥哥和她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算是盧安達的知識精英。不過，伊瑪奇蕾和她家人的圖西人身份，卻讓他們在一九九四年的種族滅絕悲劇中，難逃浩劫。在家人失散並遭殘害之際，伊瑪奇蕾遇到了一位願意藏匿她和另外七位女性的胡圖人穆林齊(Pastor Murinzi)牧師。穆林齊牧師拯救的人數或許不及飯店經理保羅，但他同樣是冒著生命危險，甚至是家人的不信任，讓這八位圖西人同胞免於遭到屠殺。
　　在藏匿於穆林齊家隱密衛浴間長達三個月的時間中，伊瑪奇蕾不僅靠著一本英文書及字典學會了英文（盧安達是法語國家），更重要的是在茫然不知前途、對生命欠缺把握的無助時刻，她能夠靜下心來禱告，從上帝那裡獲得賴以求生的意志和力量，堅定了她對上帝的信心，更學會上帝的愛及寬恕。
　　災難結束後，當伊瑪奇蕾有機會面對殺她母親和她二哥、並劫掠她家、搶奪她家人農園的「劊子手」時，她所選擇說的竟然是「我原諒你」。在他人追問她為何如此說時，伊瑪奇蕾僅簡單地回應：「寬恕，是我唯一能做的。」伊瑪奇蕾能夠從她不幸的遭遇走出來，或許是因為她有這樣的認知：「感謝上帝，我也許失去一切，但是還保有信仰，信仰讓我堅強，也撫慰我的心靈，讓我知道生命仍然是有意義的。」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國內的政界、學界及民間團體當然會對此不幸的悲劇舉行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希望能夠尋求事實真相，並達成族群間的和解。在非洲許多威權專斷統治結束後，各國紛紛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藉著真相的發掘和披露，確定加害者的身分及應該承擔的刑責，使得公義得以彰顯。另一方面，被害者及其家屬也能夠因此走出生命的陰霾，或許選擇寬恕那些僅僅是聽命行事的加害者，讓社會達到和解。
　　國人或許知道南非圖圖(Desmond Tutu)大主教所參與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但除此之外，在迦納(Ghana)、獅子山(Sierra Leone)、賴比瑞亞(Liberia)、蒲隆地及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等都在後威權及後衝突時代，成立了類似的委員會，處理真相與和解的相關議題。儘管早有呼籲，但我國政府卻遲遲未能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使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寬恕傳統，因此才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在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上，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最寶貴的信息。
　　由於參與殺害圖西人及溫和胡圖人的劊子手人數眾多，除了主謀和一級罪犯是由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進行審理其刑事責任的歸屬外，其餘的跟班及聽命行事的次要罪犯，都是由盧安達的民間法庭（Gacaca）負責審判。即使無數的胡圖人因此定罪被下入監中，但在獄中人滿為患的情況下，不得不提前將其釋放，因為盧安達根本無法將所有罪犯都關起來。在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篇有關盧安達的報導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全家皆遇害的圖西族婦女珍妮特(Jeannette Nyirabaganwa)，在大部份圖西男人被殺害後，不得不雇用參與屠殺其家人的胡圖工人，替她的咖啡園工作。雖然她心裡仍然無法釋懷，但實際的需要迫使她和這位雇工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
　　兩天後在《基督教箴言報》另一篇有關賴比瑞亞的報導中，內戰中喪失父親及兩位兄弟的庫拉(Arthur Kulah)主教指出，「假如你不願意寬恕，這個重擔將一輩子跟隨著你；但假如你可以藉著寬恕排除情感上的傷害，你可以讓自己痊癒」(If you don，t forgive，it’s a burden you will carry through your whole life. Instead，if you’re able to get rid of that emotional hurt-through forgiveness-you can heal yourself.)。劫後餘生的賴比瑞亞人及盧安達人，面對仍然生活在其四周的加害者，都可以選擇寬恕或達成和解，我們難道還要讓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成為撕裂我們族群及社會的劊子手嗎？伊瑪奇蕾得勝的經歷，值得借鏡學習。